【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劳动合同法以私法原则为基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他的《学说汇纂》中指出：“它们(指法)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公法“有关罗马国家的稳定”，私法“涉及个人福利。”在罗马时代，虽然从观念上区分了公法和私法，但是直到最后也未能在立法上实现公、私法的分立。公、私法在立法上的分立始于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其标志是欧洲大陆刑、民法典的分别制定。欧洲各国制定的民法典虽然在称谓上沿用了罗马的市民法，在内容上承袭了罗马市民法，但在性质上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法已成为单纯调整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即纯粹主义法上的私法。随着民法对“自然人”和“法人”两大民事主体制度的确认，“市民”的意义就变成了自然人和法人的总称。此时期，资产阶段先进思想家创立了市民社会学说，重新确立了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人作为国家的臣民，在国家生活关系中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作为市民或私人，在市民社会关系中则是彼此平等、自由的。依此标准划分的公、私法，公法便是调整具有隶属性的国家生活关系的法，私法则是调整具有平等性的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法。

　　私法的理念和立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拉开了权利法创制新时代的序幕。私法的基本价值要素得到认同，平等、自由、私权神圣等成为私法的核心和原则。私法的调整对象便以平等主体间的特殊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基本作用范畴。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债权制度的契约制度(契约法)也以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为其基本原则予以确立。平等原则是合同当事人从事私权活动的基础，尽管这种平等是抽象意义上的，但它指明了保障私主体实现事实上平等的方向和可能性。以其法律地位平等、法律保护平等和机会均等作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划分或限定国家权力干预民事活动的界限。自愿原则实现了私主体活动范围内的意思自治，并以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实现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与平等原则一样，自愿原则的确立是资产阶级民权斗争的伟大成果，构成了契约法的核心和灵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以及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构成自愿原则的基本内容。另外，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以不同的价值标准或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进行衡量，或预防滥用权利等。总之，契约法通过其基本原则，确定了立法准则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提供了司法审判准则，并为契约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依据。

　　劳动合同乃劳动关系之核心，一切劳动关系均建立在劳动合同之上，并由此展开。而劳动关系之历史演变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遵循着一条以私法理念和原则调整的过程。在不自由劳动时代的古巴比伦、古希腊时期，以极少量劳动由自由人提供而形成的简单劳动关系，被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支配奴隶(财产)的公法所吸收，但提供劳动的自由人也可以以消费借货的方式受领劳动支出的对价，然后在一定期间内以劳动力之给付清偿。不自由劳动时代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但劳动支出与受领者间的简单合同关系得以萌芽。罗马法时代是租赁劳动时代，自由人将自己的劳动出租给劳动力使用者，成立劳动租赁契约，这种劳动关系是以两个人格间之债权关系为基础，其中虽含有私法调整之意，但其劳动力之使用与劳动力之人格并未划分清楚，因此劳动实际是自由人自身的出租。而且罗马法时代认可的劳动力租赁只发生在提供体力劳动的自由上与使用人之间，高级的智力劳动不适用劳动租凭而适用其他关于委任之规定，以无偿为原则，故无报酬请求权。19世纪资产阶段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兴起，对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的保护，影响深远。平等、自由、人格至上等观念深入人心。自由主义者将原来的劳动租赁舍弃，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以新的雇佣契约类型在新的立法中予以规定。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1811年的奥国民法、1986年的德国民法、1911年的瑞士债法均规定同样的雇佣契约。至此劳务关系正式与借货、租赁观念分离，在债权法上取得独立地位，从而劳动关系进入雇佣契约时代。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是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劳动关系社会化已必然。当事人一方提供劳动，他方负担对待给付的纯债法关系已不完全能够适应日益高涨的人权发展活动。以重视劳动力之支配权与保障劳动力所有者之人格权相互并重，劳动法要求独立地调整劳动关系的要求，得以立法支持。以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法在私法原则的基础上，更多重视进行公法规范，从而形成独具特 色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如上所述，劳动合同关系从历史发展考察，基本遵循着以私法原则等价值理念进行调整的过程。其原因主要结归于17至19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自由与平等构成自然法学派的核心。卢梭指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卢梭的自由观与法律密不可分，强调守法即自由。在道德领域的自由主义和法律领域的人权观念下，以平等、自由所代表的含义只能是维护和保障私有权利，限制公权力对私权的干涉，合同制度也便以私权行使的基本和主要形式得以巩固和发扬。当资本阶段法学家以平等法理念来批判身份法的时候，是不可能重视劳动关系中的身份性特征的，而以单纯的债法来调整劳动雇佣关系便理所当然。“雇佣契约既然系债法中契约之一种，当然受契约自由原则之规制，并受市场法规之支配，因此雇佣契约之产生、终止，完全依契约自由原则决定。”

　　但是，这绝不是说将劳动关系纳入私法领域并予以调整是19世纪欧洲各国立法的失败，相反的，正是由于私法的平等、自由等原则使得劳动雇佣关系与中世纪的劳动力租赁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力之人格发生分离并被立法予以认可。所缺憾的是，立法对劳动力的使用关系给予更多的保护，而对劳动力之人格保护甚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劳动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雇佣关系最终从私法中脱离出来，以重视对劳动合同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共同调整的劳动合同法，成为劳动法的特别法而被许多国家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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