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85条规定，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刑法学界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在非法收受财物的情况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一个构成要件，至于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否定说”则主张，构成受贿罪，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即可，不需要再附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定要件，应当在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只要公务人员非法收受、索取与职务有关的不正当利益，就构成受贿罪。这里的受贿所得，也不仅仅局限于“财物”，而是范围更广泛的利益(包括接受旅游、性贿赂等非物质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利益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制度。因而，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利益，不管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已经构成了受贿罪，而不需要进一步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去限定。显然，这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一处明显的立法漏洞。

　　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受贿罪条文的合理设置，原则上应该是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利益作为对受贿罪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行为定量的要素，“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再是受贿罪构成的要件，只是量刑情节。其中，违背职责“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从重处罚的情节。如果立法这样设置，既能避免司法实践中逃避法律惩罚的现象发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进退维谷的困境，同时又能避免理论界对法律规定理解上的分歧。

　　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利益的行为”作为受贿罪定性，符合犯罪客体的理论。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了他人利益，就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政制度的侵犯。把违背职责“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是对“贪赃枉法者”和“贪赃不枉法者”行为的定量评价，对“贪赃枉法者”予以严惩，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情节，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可以使那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利益，而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人难以逃避受贿罪的刑事责任;也解决了关于受贿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的矛盾冲突，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的利益，就当然构成受贿罪既遂。同样，还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收受他人利益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

　　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量刑情节在受贿罪中定位，不仅符合刑法理论和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意图，而且也顺应了受贿犯罪立法的国际潮流。在刑法修订时，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把它作为量刑情节，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