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合同效力不复存在，能否继续运用原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涉及对违约责任条款地位的认定，即违约责任条款是否有相应的独立性？合理的处理方式应视各种具体情况而定，对合同因无效而被否认效力的，违约责任条款应随之失效；对合同因解除而终止效力的，应可保持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继续适用。至于法律适用依据，目前应是我国《》第98条规定，而非第57条。对第57条规定有修改的必要。
「关键词」违约责任条款，独立性，适用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施行后，不仅对规范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何正确运用《合同法》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方面，尤其是对违约责任条款适用和把握上仍存有争议，为讨论问题的需要，不妨先举两例：
案例一：买受人甲与出卖人乙经协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签约时该房屋设有抵押，故双方约定出卖人乙须在合同成立生效后3个月内涂销抵押登记，若乙届时不能妥善办理此事，买受人甲有权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并可要求乙承担买卖该房总价10%的违约金。现乙未能在约定期限涂销抵押登记，甲依约申请仲裁，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由乙依当初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仲裁认为，房屋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其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因此也不复存在，故甲不能依原有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只能依法请求乙赔偿损失。
案例二：甲（转让方）乙（受让方）双方为转让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若合同无效是一方原因所致，该过错方应按合同总额的15%承担违约责任。现该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经查过错在受让方，故转让方依约申请仲裁。仲裁认为，尽管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具有相应的独立性仍然有效，受让方应依原约定承担责任。
以上两案例均涉及合同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时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显然，在案例一中，甲的请求之所以未能得到支持，是因为仲裁机关认为违约责任条款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若合同效力消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也应随之失效。而在案例二中，仲裁机关则认为，合同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仍可作为过错方承担责任的依据。进一步探究可见，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能否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时继续适用，实质上是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独立性问题，而且还与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定的原因以及如何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的有关条款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定违约责任条款具有独立性，那么该独立性是在任何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认时均应体现，还是应视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认的不同原因以及违约责任的形式可否约定而定？此外，如果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后仍有效，其认定和适用依据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是《合同法》第57条还是第98条规定？这些问题困扰着司法实践，亟需澄清和解决，否则，将出现同类或近似案件却有不同裁判结果的局面，而有悖于司法公正，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为此，本文将围绕着以上问题展开讨论，以求对立法和司法有所裨益。
二
违约责任是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合同法的重要内容，具有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我国《合同法》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包括：强制实际履行或称继续履行；修理、重作、更换、减少价款或者报酬；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条款主要是对违约形态和后果的规定或约定，通常是合同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结果。但按合同法原理和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违约责任条款不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即合同中是否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对认定合同成立和生效并不构成障碍。同理，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也并不意味当事人可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对违约责任已作了完善的规定。故而，一旦发生，当事人又未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审理时，不仅不会据此否认合同的效力，而且仍可依法确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即违约责任条款既可依约而定，也可依法适用。尽管违约责任条款不是合同内容中的“要素”②，缺之不会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效力，但当事人事先设定违约责任条款仍是司法实务中的常态。这是因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对于告诫当事人，迅捷确定违约者应承担的后果，减少计算和举证麻烦等均具有意义。③既然如此，那么合同当事人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在合同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违约方即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应无异议。但当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定时，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是否还能作为处理纠纷依据继续适用，这就涉及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相应独立性的问题。
一般而言，违约责任条款的适用应以有效合同存在为前提。如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定，从逻辑上来说，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也应随之消灭，但如此机械处理并非合理。毕竟合同的签订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违约责任则是合同设立目的未实现的救济途径。虽然合同效力因有关原因而不复存在，但其意志已体现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当事人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不受合同效力影响的情形，似应有肯定违约责任条款独立性，使之在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认时有可适用的余地。当然，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宏观上，它涉及法律逻辑体系维护与当事人意志尊重的协调，关系到法律公平正义和效率成本的兼顾。微观上，它既与合同效力的消灭原因息息相关，又与违约责任方式的效用和定性密不可分。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合同效力终止后都须适用违约责任条款，且法律对合同效力不同的消灭或否认原因干预度也不尽相同。同样，违约责任方式的性质和效用也限定了其并非必然有事先约定不受合同效力影响的必要。因此，对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存在独立性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且表明其在合同效力消灭后仍为处理相关纠纷依据的，则原则上应具有独立性，一方面可以体现私法自治精神，另一方面可提高效率节约救济成本。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合同效力消灭的原因和违约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果当事人无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为合同效力消灭后的适用依据，则原则上应不可适用，但法律有例外规定的情况除外。简言之，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独立性，关键是应视消灭或否定合同效力的原因和违约责任的形态而定。
其一，合同解除能否归于合同终止原因，实质上体现为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是否有必要加以区别的问题。对此，在各国立法中存在不同做法，在民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中以德国等为代表的国家一般将解除与终止作区分。⑤大陆法系学者通常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和终止权虽都是形成权，但二者在效果上有本质的区别，如有的学者指出合同的终止是指持续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消灭法律关系的权利，称终止权，而合同解除则是溯及既往消灭合同效力的意思表示。⑥我国地区学者也认为，“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地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将来失其效力。”⑦的确，现行德国民法典也正是将合同解除权与终止权作分别规定。⑧另一种做法和观点是不严格区分终止和解除，直接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如日本民法就未规定合同的终止，但在合同解除时，根据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而分别规定。我国原来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则是规定合同终止，将解除与之等同。⑨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争论重点仅停留在解除和终止的范围和效力方面，那么得出应加以区别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考虑终止的用语在我国法律习惯上往往作为解除的上位概念使用，解除仅是终止的原因之一，解除是因，终止是果，如我国现行的《合同法》，那么，将有效成立的合同提前消灭统称为解除，并包含溯及既往和不溯及既往两种情形未尚不可，反而更有依据。⑩不过，即使如我国《合同法》那样安排，将解除作为合同的终止原因之一与其他终止原因一起规定，也不意味着解除与其他终止原因产生一样的效果。合同因解除而终止是双方协议或一方依法或依约行使解除权的具体表现，是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逻辑结果。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后，当事人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并非当事人间已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毕竟原先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未完全实现，其中必然有许多未料事宜需要解决和处理。而其他合同终止原因与解除不同，通常均体现为合同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绝对消灭。其具体表现为权利实现或债务因债务人的不存在而无法继续履行，即立法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权利实现和当事人便利等因素，不仅考虑合同不再有履行效力，而且当事人之间也不存在需要解决其他事宜，亦即当事人间的债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归于完全绝对的消灭。缘此，一般认为因解除而终止合同效力的，只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结束，但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后，违约方对其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还需赔偿，这也说明因解除而终止合同的，必应采用清理补救措施。也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区分合同终止效力的基础上应使用“相对终止”和“绝对终止”的概念，以准确地反映合同履行效力消灭和合同之债消灭这两个范畴的法律问题。相对终止为合同履行终止，绝对终止是合同之债的消灭。绝对终止意味着合同全部权利义务的消灭，说明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争议或争议已经解决，无须再以原合同为依据主张权利。而相对终止意味当事人争议还不可避免的存在，该合同仍是判断当事人是非解决争议的依据。[11]
其二，合同终止与合同无效有否区别，无效合同可否为终止原因？对此，我国理论界也未形成统一认识，在我国原有的立法中却有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原因的先例，如原《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3条规定：“技术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的，合同终止。[12]而现行《合同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未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的原因，对合同无效予以单独规定。二者相较，笔者认为合同无效不归入合同终止原因更为妥当。理由是，就民法原理而言，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均是合同欠缺有效要件的具体表现，民法对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尽管干预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反映为否定性评价，一旦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其均为自始无效，在当事人之间不再发生其预期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而仅产生法律所规定的后果。也就是说，当事人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属合意之债而属法定之债。既然合同无效意味着当事人间无合同关系，那么何来合同权利义务；既然从未有过合同权利义务，又怎能终止？因此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原因有悖民法的逻辑和价值判断体系。应指出的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尽管当事人以设定合同为目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复存在，但因当事人已相互接触也会基于不当得利、缔约过失等原因产生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故而，当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同样也存在着需要继续清理的问题。
可见，虽然合同效力被否认不能归于合同终止的原因，但其与合同因解除而终止仍具有相似之处，即存在当事人之间需要进行事后清理的情况。于是，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可否在以上两种原因致合同效力消灭的情况下继续适用的问题，就使人无法回避。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别对待。即在合同因解除而终止时，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具有独立性，可在事后处理有关事宜时继续适用。相反，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即使当事人表明在合同效力消灭后该违约责任条款仍为处理相关纠纷依据的，也不应具有独立性。理由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是法律对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的表现，其结果是有关实质性的条款均自始、当然、完全和绝对无效，以体现国家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所追求目的的干预，而违约责任条款通常应是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得以公平实现的救济措施，理应归属于实质性条款范畴，随合同无效而失去约束力。此外，合同无效后，事实上有新的法律事实出现，随之也产生了新的救济途径如缔约过失之债等，故当事人间利益的保护不会出现空白地带。相反，合同的解除主要是私法自治的产物，它与合同无效后的清理应有区别，如合同权利义务因解除而终止，应可继续适用违约责任条款，以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三
针对合同效力消灭后处理有关事宜的依据，我国《合同法》分别在第57条和第98条作出相应规定。《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不能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就目前学界较常见的看法是，《合同法》第57条中“关于解决争议方法条款”主要包括：1 仲裁条款。它是仲裁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条款。我国对合同争议采取“或裁或审”制，仲裁条款有排斥诉讼管辖的效力。我国《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否则，诉权作为法定权利是不能以当事人合意任意排除的。2 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不受其他条款效力的影响。3 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若对标的物质量或技术的品质发生争议，在提交诉讼或仲裁前，应将标的物送交双方认可的机构或科研单位检验或鉴定，以检验或鉴定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这种约定，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又不涉及合同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应当承认其效力。4 法律适用条款。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当事人可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对于中国有专属管辖权的合同，与我国公共利益、主权、安全密切相关的合同只能适用我国法律。必须适用我国法律的合同，当事人不得设立法律适用条款，合同中若有此类条款自不能产生效力。[13]《合同法》第98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结算和清理条款”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关于经济往来或财务的结算以及合同终止后处理遗留财产问题的条款。[14]可以说，无论是“解决争议的条款”还是“结算和清理条款”，都是当事人为合同效力消灭后如何处理相关事宜而事先约定具有相对独立效力的条款，它不因合同效力的终止或被否认而失去效力，否则这种约定将变得毫无意义。但问题是，“结算和清理条款”和“解决争议条款”是否可包含违约责任条款，这单纯从文字表达上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宽泛地解释“解决争议的条款”，其既可包括仲裁条款等当事人关于解决争议的程序、办法、适用法律等内容的约定，也可包括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而且，《合同法》第57条规定的“解决争议条款”的适用并未区分合同无效、被撤销与合同终止，这又增添了司法实践的判断和具体操作麻烦。同样，“结算和清理条款”中的清理似乎也可包含以事先设定违约金的方式来了断合同权利义务消灭后的有关事宜。
的确，《合同法》第57和98条规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和“解决争议条款”，均可作为合同效力消灭后处理有关事宜的依据，应无疑义。但笔者以为二者内涵和外延应有区别。结合前文所述合同效力消灭后有适用支付违约金需要的两种情况，应明确规定：合同因解除而终止的，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具有独立性，并可在事后处理有关事宜时继续适用。而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消灭后则应随之失效，不再维持其效力。进而明确《合同法》第57条有关“解决争议的条款”应仅限于程序性内容范围，而不包括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换言之，认定违约责任条款有独立性，可在合同效力消灭后继续适用的依据，是现有《合同法》第98条规定，而非第57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合同解除是合同终止原因之一，《合同法》第98条规定泛指各种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无论是从合同法规定体系还是具体内容方面当应包括合同因解除而终止的情况，自不待言。同时，因合同解除而终止使合同丧失的应是履行效力，故合同解除后不能要求对方再实际履行原合同中权利义务。但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并不影响当事人要赔偿损失的权利。[15]这意味着一方违约，另一方行使解除权，被违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有关损失。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被违约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合同一旦解除后，赔偿范围的确定可适用《合同法》第113条关于赔偿范围的规定。有人认为，溯及既往的合同解除，合同从订立时起丧失效力，故违约金条款也失去效力。这种观点从逻辑上说是能成立的，但与我国现有立法不相吻合。在解除情况下，适用的违约金是不履行的违约金，不履行违约金条款的效力，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无适用前提，但在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不履行违约金条款的效力就有适用必要。解除仅是消灭履行效力的行为，而并未解决当事人不履行的后果。因此，我国立法并未区分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而分别规定，反而一视同仁地赋予当事人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而支付违约金性质上就是当事人预定的赔偿金，如果当事人事先有约定，那么在合同解除后适用该约定条款，既可体现当事人意志，又能提高司法效率，节约有关成本。其次，对《合同法》第57条规定，一般认为该规定和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5条规定，合同约定的解决争议的条款，不因合同的解除或者终止而失去效力。[16]而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源自于《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1条。[17]该公约第81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消灭，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责。宣告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争端的任何规定，也不影响合同中关于双方在宣告无效后权利义务的其他规定。而《公约》所说的“宣告合同无效”（avoid anceofcontract）并非指确认合同为无效合同，实际上是指的“解除合同”，[18]即公约上的“无效”与《合同法》上的“无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于是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公约中的规定搬到合同法里，合同无效也应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19]另有学者则认为，不管《合法》第57条是否来源于《公约》第81条的规定，根据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合同中仲裁条款和其他条款应看作两个独立的协议，具有独立的性质，在主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可以独立于主合同而单独存在。[20]从有关讨论中可获取的相关信息是，对《合同法》第57条所规定的“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应具有相对独立性无争议，但就其能否不受合同无效的影响有疑问。另外，“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界限尚不明朗，特别是本文所涉及的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可纳入其范围值得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