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地就被法官揪到二中院。到方庄的法院，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七点半就从家里出发。
法官昨天通知八点半到庭，通知八点半，一般最快也要九点钟开庭。因为法庭调查阶段已经走过了，以为今天只是拿判决书，而且所以没有过于紧张。
虽然已经实行了每周一次的限行，可没想到南三环还是堵车，木樨园桥到方庄桥只有十公里的时速，到法院时还是迟到了五分钟。
在法院四楼的走廊里，看到对方中介公司的法律顾问阿雷。在法庭上的唇枪舌战，在庭下一般都没有什么对抗，毕竟各为其主。和他打招呼，他说法官还没来。
我走到31法庭的旁听席坐下，女法官和书记员进来。她看了我一眼，却并没有理我。
书记员到走廊上，喊着一个公司的名字，一个女同志进来，站到法官面前。法官向她询问公司以前为员工办理的标准，女同志答不出来。法官不高兴地的让她立即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询问。女同志大概不敢随意给领导打电话，她搪塞说领导也不一定知道。法官说，那我就传你们领导过来，她让书记员记下来，下周让他们领导带着会计到她这里来，“你们单位怎么可能为员工发二千元，不上呢，为什么别的人有发五千的，有发六千的，保险金全都是一个数?”法官严厉地质问女同志。
打发走了女同志，书记员喊来一个戴眼镜的瘦小伙，小伙子提供了一个录音证据，为录音附录的一个文字说明。法官又批评瘦小伙：“你是律师，提供文字记录，我要你的全文记录，我不要你的摘录，这个文件这样就能拿过来?”瘦小伙连忙说自己要回去整理。法官让书记员查看了排期工作记录，通知了瘦小伙另外的开庭时间和证据提交时间。
又有一拨人进来，我看了看，我还是出去了，因为不是到什么时间才排到我这里。到了年底，法院要求结案率，所以，法官比较辛苦，每天会通知几拨当事人到场。所以，在法院等待开庭是正常的，但是，一般你不能迟到，法官会理解的堵车，但是，不能过分允许你不打提前量。
这一拨人又出来了，八点五十分，二十来分钟解决了三拨人，法官的效率也够高的了。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法官让我们进去之后，让书记员把门关上。我知道法官这又是要调解了。
法官开始核实了双方身份，她问上诉人阿雷：“你是雨字头的雷吗?!”阿雷大概被她上次的气势搞懵过，还没回过味。他解释说：“啊，不是，是雷锋的雷。”法官：“那不是就雨字头的雷吗?”这次法官的脾气还好，还比较宽容阿雷的反驳。
法官又核实了我的身份。
法官问：“上次我的调解方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昨天打电话给我，她已经记不清每个案子的具体情况了。我告诉了她的方案。她问我们能否同意八到十万元的方案。
上诉人阿雷说：“我们同意的方案，只能是十万元。”
法官又问我，我说：“我和当事人征求过意见，这边最多只能接受五万元。”在强势法官的面前，我要尽量表现的弱势，争取法官的同情，“我的当事人是公司的副总，公司去年准备在收购，如果上市成功，公司会奖励他五百万到一千万的股份，但是，公司被境外机构骗了，没有收购成功，还赔了几百万。当事人原来的奔驰车也被公司收走了。当事人的工资每个月只能开五千来块钱。所以，他只能接受五万元的调解方案。”
法官：“我不是和你说了，我这里只管调解，不管执行，你的方案现接受下来吗。那如果我判决的话对你更不利呢?”
我：“是啊，我已经和我的当事人说过了，但是，他这人特轴。他担心如果同意调解了，那执行阶段每个月到单位扣他的工资，也会扣一年的。要是十万元，他两年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我也和他说过了，如果不调解，法院也可能判决我们承担二十万元的败诉结果。但他还是不同意。”
调解阶段，你即使再有道理，法官不会听取你的半点意见。这个阶段法官已经充分地形成了自己的内心意见，你再多说一句也会引起她的厌烦。她只想让双方各自让步，达成妥协的最后方案。
她又问阿雷：“你就不能和董事会说说，你们的交给人家。人家虽然签订了七百万的，毕竟没有最后成交，没有实现，这样就收人家二十三万元的中介费合适吗?”
阿雷也略带委屈地说：“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违反合同，我们也丧失了一次签约机会。董事会给我的授权就这么大，我也没有办法。”
法官看了看我们双方：“我是真心想让你们调解成功，看来你们没有办法了。”
我故作很配合法官工作地说：“我再和当事人做做工作。”
法官：“中午之前回话，我没有时间再等你们了。我下午就要写判决书。”
我和阿雷看过笔录，签名后，走出法庭。又有一拨人被书记员宣进去。
中国的法院要求法官有调解结案率，这是法官的考核指标之一。法院的理念认为，调解了，双方的矛盾化解的就好了，当事人就“和谐了”。但是，正如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所说的，调解实际上是在拿法律打折扣。法律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和谐。不能仅以当事人的满意为准。当事人的利益经常是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在法律的范围内，正如贪污犯罪得到适当的惩罚，要比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法外宽宥更能够体现法律的尊严。民事案件也是一样的。
案件没有宣判前对我们都如赌博般有悬念，不知案件会怎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