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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0年12月，市珠江公司（本案原告）与国信证券公司市某营业部（简称国信证券）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44条规定：“协议双方如有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据该协议，原告在国信证券开立户名为珠江公司的3375号资金账户，并存入大元股票400多万股，新华百货股票100多万股。

　　2001年1月5日，原告与北京首创信保投资管理公司（简称首创公司）签订委托理财协议：首创公司委托珠江公司理财，委托资金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12个月；首创公司在国信证券开立户名为首创公司的3435号委托理财资金账户；委托期限届满，原告应支付首创公司5000万元本金及投资回报。据该协议，原告及首创公司给国信证券出具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人不得对监管账户（即3375号账户与3435号账户）进行修改资金密码、提取现金、拆户、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操作，并在发生下述有关情况时单独行使双方的权利：1.托理财协议书中的债务人未能在2002年1月5日前清偿全部债务；2.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余额及股票市值总额等于或低于1亿元，珠江公司不能及时补仓；3.监管账户内的股票全部为PT股票。

　　后来，原告向哈尔滨市法院起诉称：原告与哈尔滨市兴业公司分别于2000年12月1日、12月12日、12月15日签订托管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由兴业公司为原告的资产进行运营，原告按一定比例支付报酬。合同签订后，兴业公司利用原告在国信证券投入的股票进行证券交易，以实现原告资产增值的目的。后来，原告发现其在国信证券的上述股票全部被转入他人账户。兴业公司与国信证券未经原告书面同意就将原告名下股票转给他人，属侵权行为。

　　被告辩称：2001年3月16日，原告与首创公司签订委托资产管理担保协议，约定以原告的3375号账户内股票作为担保并全部并入首创公司指定的4705号资金账户。同日，原告持上述委托资产管理担保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到国信证券办理了股票并户手续，将3375号账户股票全部转至4705号账户。国信证券并没有实施侵犯原告对3375号账户内股票的权利，因此也不与兴业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同时，原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应依双方事先订立的仲裁协议由仲裁机构管辖。

　　［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应由法院管辖还是仲裁机构管辖，即国信证券的管辖权异议能否成立。我认为，国信证券的管辖权异议能够成立。我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该法第二条对仲裁管辖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益纠纷，可以仲裁。”有人认为，因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固然属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则不受仲裁协议或者合同中仲裁条款的限制。本案系侵权行为而非合同关系提起的诉讼，因而不受合同中仲裁条款的限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仲裁法第二条的字面含义来看，仲裁管辖的范围既包括因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也包括因侵权行为提起的纠纷。民事权益可以分为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两大类。与此相对应，按照争议所涉民事权益的不同，民事纠纷可以分为财产权益纠纷和人身权益纠纷两大类。对于其中的财产权益纠纷，还可以按照产生的原因将其细分为合同纠纷、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因无因管理产生的纠纷、因不当得利产生的纠纷、因缔约过失产生的纠纷等。因此，仲裁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由于侵权行为的客体包括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人身权益纠纷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仲裁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而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人身权益纠纷。

　　第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并没有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现象，即行为人实施的某一行为同时符合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两者的双重属性，从而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同时产生。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承认了这种责任竞合的现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加害方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但是受损害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对因违约行为而产生的侵权责任的解决方式并无选择权。因为，法律责任的形式与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责任的形式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包括诉讼的方式、仲裁的方式、协商或者调解的方式等。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只是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加害方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在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解决方式（仲裁）已经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是一种违反合同约定、出尔反尔的背信弃义行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理应遭到禁止。

　　第三，判断某一纠纷是否属于合同纠纷，不能单凭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来决定。我认为，判断某一纠纷属于何种性质，应当从纠纷产生的原因与当事人所违反的义务这些实体方面来考察。如果单从原告的诉由这些程序方面来判断纠纷的性质，就容易导致舍本逐末、倒果为因的错误。因为，纠纷在原告起诉之前就已经产生，其性质在原告起诉之前就已经确定，不应也不能以原告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原告以违约为由起诉就说该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如果原告以侵权为由起诉就说该纠纷属于侵权纠纷，那么，纠纷的性质就成了一种可以由原告随意决定的东西。从案情来看，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是在履行两者之间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的过程中产生的，国信证券是否违反该协议所约定的保管有价证券义务也是纠纷的核心所在，因此原告以侵权为由起诉不能改变该纠纷的合同纠纷性质。

　　当然，主张该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并不否认其也可以属于侵权纠纷。因为，如前所述，因一方当事人违约侵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的行为具有双重属性，我们不能因为其侵权行为的性质而否认其属于违约行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其违约行为的性质而否认其属于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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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国信证券与兴业公司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也应当从本案中剥离出来由仲裁机构管辖，受理法院只对原告与兴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具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仲裁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本案中珠江公司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应依据两者之间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