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原告：邢某，阳城县某村人，农民。
被告：阳城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2001年4月23日阳城县某村村委与本村村民邢某签订一份《修砌红阁下东河坝合同书》，合同约定：因原石坝有塌陷、断残现象需要重新再打新坝，村委要求新坝全长170米，根基深0.8米，坝宽0.9米，坝高与路面平为准，总计立方400立方米;付款方式：村委暂不付款，坝起后经验收以村办矿97年前所留的煤顶付(具体吨数以原村煤矿矿长同村委拍定的数字为基础1500-1800吨)超出部分，由村委另作处理。合同订立后，邢某将此工程包由他人施工。2001年9月10日施工基本结束，2001年10月2日，村委干部与邢某共同到村办煤矿指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存煤，并在煤堆上划线、钉桩。次日，邢某便组织车辆开始拉煤。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 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 》，煤价开始逐渐上涨。2001年11月16日，村委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拉煤，有关事宜，待日后研究再作决定。期间，邢某共拉煤99.5吨。2001年11月22日邢某诉至阳城县人民法院。
诉讼中，阳城县人民法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邢某施工工程量进行了鉴定，带附加工程共计完成河坝工程量为548.48立方米。依据山西省2000年工程预算定额，河坝工程为灰泥片石砌体，每立方米砌体单价为87.37元。受村委委托，晋城市价格事务所阳城分所于2001年12月11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2001年4月份无烟煤面价格为每吨15元;2001年11月23日之前无烟煤价每吨60元;2001年11月23日以后无烟煤价每吨为120元。再审时，证实邢某支付实际施工工程队工程款为23600元。
原告要求村委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按合同的约定，交付自己2700吨煤。而村委认为，因国家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导致煤价大幅上涨，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要求按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不能成立，理由有五：其一，双方订合同时没有一方利用优势或一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二，双方订合同时均不能预见煤价的涨跌是自愿对等的;其三，煤价的涨跌是市场行情变化，不能轻易按显失公平原则来处理，交易风险与利益关系对等;其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前者是因原材料的国家定价的调整而引起的，后者的价格变化则不是。其五，根据我国法律精神，衡量双方利益是否公平，多从民事行为成立时的情况加以确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肯定情势变更制度，所以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限1500吨履行义务。判决双方合同有效，村委支付邢某剩余的1400.5吨存煤的价款140050元另付邢某超出合同约定多完成的工程量价款12972.70元。
村委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发还重审，重审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一，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是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但该复函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该法已废止，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情形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一法律规定明确指出，发生显失公平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而不是在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履行后。双方签定合同约定以煤顶付工程款，并不存在谁故意使合同显失公平之事，也不存在谁没有经验不懂得业务而过失使合同出现显失公平之事，双方当时的约定是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不能因为后来煤价上涨，就否认原合同的公平性。其二，情势变更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其中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是适用该原则的一种重要因素。本案中，不存在由于煤价上涨致使被告无法履行给付原告煤的义务的情形，只存在不愿给付的情形。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主要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势变更规定也是必要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过去的法律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用与之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作依据。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煤价上涨到120元/吨，就一定要按120元/吨出售，就不能按15元/吨出售，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问题。其四，煤价上涨被告本身并不赔本。本案中所涉的煤仍然是订立合同时原有的煤，并不需被告去高价购买，被告一分钱也不需多付出。被告以煤顶付原告工程款，既然当初双方均同意，那么煤价上涨带来的利益或者煤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均应由原告享有或承担，被告对此无权干涉。因此仍判决村委按原审履行义务。
判后村委仍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上诉称原审法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不成立，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首先说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留存的煤，不存在无法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势;其次说该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外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第三，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存煤，本身并没有受到生产成本和原材料上涨的缘故，还说明村委在订立合同时对市场信息判断失误，如将给付义务订为现金而 不是97年前留存的煤，那么就不会承担现如今商业风险的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三审判决对此案均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错误的，其原因主要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1)理论界通说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的内容：(1)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或者继续履行已不符合合同的目的。(2)这种变化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3)当事人对这种情况的变化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即这种变化不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引起。(4)在情况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对债务人明显不利，比如会造成重大损失等。(2)那么本案合同首先是订立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煤价的大幅度上涨;其次，该种变化发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前的这段时间内;再次，该种变化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并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每吨15元的煤面，因国家6月份出台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到交付时上涨到每吨120元，是双方在4月订立合同时谁也无法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最后，如要求村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基础，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本案理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p#副标题#e#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由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情势变更原则按通说，起源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于16、17世纪曾广泛运用，到18、19世纪，因适用过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 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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